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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之子陈知建: 父亲两巴掌 打得我现在记忆犹新(图)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张家界新闻网 时间:201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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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赓之子陈知建: 父亲两巴掌 打得我现在记忆犹新(图))

陈知建接受记者专访

 

陈知建接受记者专访 摄/记者 郭谦


  法制晚报讯去采访陈知建的那一天,阳光明媚。他的家位于西单灵境胡同。穿过院子进入房间,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张很大的书桌。书桌上摆放着书和笔墨纸砚,但最吸引人的还是被挂起来的各种规格的毛笔。陈知建说自己从4岁就开始练书法,到现在不少人都求他写的字,言语中颇有些自豪。

  陈知建,重庆警备区原副司令员,他的父亲陈赓是新中国十大将之一,也是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为心脏病离世,时年58岁。

  军人出身的陈知建,脾气相当的直爽。他直言自己天生不喜欢照相,让摄影记者不要一直拍照。他让《法制晚报》记者观看他用小楷毛笔写的日记,但当记者请他现场写字,想拍几张照片的时候,他马上摇头,“不写,坚决不写”。

  陈知建说,父亲是那种环境越艰苦越乐观的人,长征中爬雪山时曾拿雪和白糖自制“冰激凌”。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陈知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们重走了部分长征路,当他们路过夹金山的时候,雪山冰川刚好融化了一些,就在那里出现了一个班12名红军的遗体,“保存的好好的,应该是牺牲后被埋进雪中,直接冻在里面了。”

  父亲做接腿手术为何坚决不打麻药?

  陈知建说,黄埔军校创立之初,共产党曾派了大批的干部去学习。1923年5月,陈赓受湖南湘区委员会派遣去黄埔军校学习,他在黄埔军校也发展了不少党员。

  同是十大将之一的谭政,是陈赓的妹夫,他是被陈赓从老家叫了出来,投笔从戎的。“我爸爸当时给他写信,和他说,在家呆着干吗,出来,出来,于是他就出来了。”

  1927年南昌起义中,陈赓负了重伤。时任贺龙20军3团2营营长的陈赓,被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扫来,左腿三处中弹,膝盖骨的筋被打断,胫骨、腓骨也被打伤。

  “腿彻底断了。”陈知建说,父亲当时被紧急送往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治疗。福音医院本来是英国教会主办的,设备还不错。战争开始后,英国人被吓跑了,在医院当医生的傅连暲就被推举为医院院长。陈赓的腿伤很严重,傅连暲建议截肢,称这样才可能保住性命。但陈赓坚决不同意,于是傅连暲决定为陈赓接腿,但不料手术时,陈赓不让打麻药。陈知建说,当年,红军有个传统,那就是做手术不打麻药。

  “不打麻药,我忍得住。”劝了半天,陈赓就是不肯打麻药,逼急了,陈赓说:“红军都不打(麻药)”。陈知建笑着说,红军里当时广为流传的是,“谁打麻药,谁将来就会变成傻瓜”。

  最后,医院接受了陈赓不打麻药做手术的决定,但这对于陈赓来说,却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因为要把被打碎的腿骨一块、一块拼起来,才可能在最大程度上保住陈赓的腿。

  陈赓咬着牙坚持下来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很出名,连国民党都知道了。陈知建说他问过父亲,“国民党那么多刑,哪种最疼?”陈赓说:“他们知道我不怕疼,给我直接上了电刑。”

  实际上,不止陈赓不愿打麻药,罗荣桓元帅腰部也曾经受过重伤,谭政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后也送去了福音医院,罗荣桓元帅同样不让打麻药,“生拉的”。

  那几年,陈赓的身边一直有一位叫卢冬生的伙伴陪伴着。卢冬生从小在陈赓家放牛,不仅陪陈赓玩耍,也陪着陈赓读书,正是他,把身负重伤的陈赓从战场上背了出来,也是他,一直照顾着受伤的陈赓。

  陈赓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恰逢起义军被英美法日等国家围攻,寡不敌众的起义军被迫撤离。陈赓也因为共产党的身份被举报,不得不离开医院。他和卢冬生先去了香港,但在香港没有找到“自己人”,陈赓又决定从香港去上海,这才找到组织。

  在上海,陈赓碰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根英。彼时,王根英在上海负责女工运动,是女工运动的负责人。可以说,陈赓对王根英是一见倾心。

  由于一直得不到充裕的休息时间,且没什么消炎药,陈赓的腿伤又复发了,“肿得很大。”陈知建说,好在当年宋庆龄的两个表哥牛惠霖和牛惠森,在上海开了中国第一家骨科专科医院。也因为宋庆龄的关系,陈赓才在两兄弟的照顾下,勉强治好了腿。

  就这样,陈赓留在上海搞了4年地下工作。

  陈知建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的腿一直不好,因为陈赓的两条腿都被打断过。陈赓有两个著名的外号,一个叫陈瘸子,走到哪里都拄着拐棍;一个叫陈胡子,因为他是全脸胡。

  小时候,陈知建和弟弟妹妹们总要给父亲按摩腿。“一按摩就起鸡皮疙瘩,我爸的腿上疙疙瘩瘩的,细摸起来,骨头都是歪的。”陈知建说,他们其实并不会按摩,但孩子们摸一下,陈赓的痛苦就少一些,心里面就能舒服一些。

  战争年代,陈赓负过六次伤,中过六次毒气,抗日战争不说,就连解放战争的时候还中过国民党的毒气。陈知建说,父亲最恨的就是放毒气。

  重走长征路路过雪山发现12名红军的遗体

  陈赓性格活泼,好开玩笑,和谁都嘻嘻哈哈的,也因此讨人喜欢,“人缘特好”。陈知建和《法制晚报》记者分享了一个关于陈赓的小故事。

  十大将中,张云逸的资格最老。虽然陈赓很尊敬张云逸,但也经常和张云逸开玩笑。不仅如此,陈赓还从张云逸那里“捞”到了不少好东西。

  有一次,陈赓带着部队途经广西,去解放云南。当时的张云逸是广西军区司令员。听说陈赓要来,张云逸就提前通知陈赓,说要请他吃饭。但让张云逸没想到的是,接到通知的陈赓带着部下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张老不知道,谁也不让说。”陈知建说,到地方后,陈赓带着参谋们直接就去了厨房,“把准备的好菜,全给吃光了。”

  吃饭的时候,心里有数的陈赓说:“张老啊,就拿这几个菜招待我们,太不像话了。”张云逸一看急了,马上争辩:“还有,还有。”赶忙让人去厨房问,这才知道,好菜早就让陈赓和带来的参谋们给吃光了。张云逸问的时候,陈赓却怎么也不承认,反而让张云逸继续请他吃饭。

  这下让张云逸很为难,他想来想去,问陈赓:“我缴获了李宗仁的两辆美国别克汽车,要不送你一辆?”“好啊,送吧。”陈赓满口答应了。

  就这样,两辆天蓝色的、1949年美国最新款的汽车摆在了陈赓的面前。张云逸让陈赓去随便挑,喜欢哪辆就开走哪一辆。一听这话,陈赓连忙打开引擎盖和后备厢以及座舱检查。在一辆车的后备厢中,陈赓看到了一把刀,他马上关上了后备厢,“就这辆了。”陈赓指着刚看过的车。

  等车开回去后,陈赓给张云逸打了个电话:“谢谢你送我的这两样东西,饭就不用吃了。”听得张云逸是一头的雾水:“为什么?我只送给你一辆汽车,哪来两样东西?”

  “李宗仁的指挥刀在车里。”陈赓说。“啊,不行,你得给我送回来。”

  “不送,哪有送人东西还往回要的道理。”陈赓坚决不同意。讲起父亲的趣事,陈知建一直在爽朗地笑,都说陈赓人缘好,从这里也可见一斑。“这把刀目前在军事博物馆。”陈知建告诉《法制晚报》记者,一起放在军事博物馆展览的还有陈赓随身的一支手枪。

  陈赓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困难的时候越乐观。长征的时候过雪山,陈赓是当时的干部团团长,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志就在这个团里。

  爬到雪山顶的时候,因为不让长时间休息,大部分人都很不适应。但在仅有的休息时间里,陈赓开始“捣乱”了。当时的雪山顶上白雪皑皑,陈赓就弄了点儿雪,和大家说:“我这里还有白糖。”说着,变戏法一样地拿出了一包白糖,撒在了雪上,“我这可是冠生园的冰激凌啊。”说到这里,陈知建大笑,看得出,他也被陈赓的幽默感染了。

  听到陈赓这么说,大家都开始哈哈大笑,开始抢着吃陈赓的“冰激凌”。在很疲惫的时候,能有这样的轻松时刻,这让每个人的心里又都充满了力量。

  2006年,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陈知建等革命元勋后代重走了部分长征路,当他们路过夹金山的时候,雪山冰川刚好融化了一些,在那里出现了一个班12名红军的遗体,“保存的好好的,应该是牺牲后被埋进雪里,直接冻在里面了。”因为时间久远,这些红军的姓名已经无法考证,当地政府将他们的遗体收殓起来,后又建立了纪念碑。

  李云龙集中了父亲最喜欢的4个旅长的优缺点

  曾经有个编剧想拍一部关于陈赓的电影,陈知建就陪着这名编剧走访了很多当年陈赓周围的参谋,“都是他最喜欢的参谋。”陈知建强调,父亲身边的参谋都很有才,脾气都很怪,有文化,上来下去多次,各怀绝技。这三个参谋一个是通信科长,一个是作战科长,一个是情报科长。按照陈知建的说法,这是陈赓非常喜欢的三个参谋。

  陈赓告诉《法制晚报》记者,一度占据各大卫视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亮剑》,就是以陈赓所带的部队为原型塑造的。剧中大名鼎鼎的李云龙就是陈赓诸多部下的一个缩影。解放战争中,陈赓带了4个旅长,这也是他最喜欢的4个旅长,李云龙就集中了这4个旅长的优点、缺点,“全都加在一个虚构的团长身上了。”淮海战役之后,这些旅长全部被提拔为军长了。

  陈赓有三样东西很出名:一是陈赓的马褡子里总有好吃的,谁去了都去他那里去掏;二是陈赓非常喜欢马,但凡缴获的马,陈赓都要先去挑一挑,最好的都要留下来。但陈赓留下这些马不是为了自己,所以陈赓手下的战将去给陈赓汇报工作的时候,都会骑着一匹不好的马,只要他们和陈赓抱怨这马有多不好,必定能从陈赓那里换回一匹好马。

  此外,陈赓还有很多好枪,他的部下也总会带着破枪去找陈赓,“你看我这破枪,只能用来自杀,拿个好的来用吧。”只要和陈赓抱怨,陈赓同样会拿出好枪换给部下。

  陈知建说自己小的时候总听父亲的部下讲这些事情,听得最多的就是秦基伟、周希汉、李成芳等陈赓手下的三个大军长去找父亲要枪、要马,顺便“打秋风”,所谓“打秋风”就是弄点儿好吃的。

  父亲上床睡觉,我用脚踢着不让他上床

  1945年5月,陈知建在延安出生了。他说自己生下来3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也算在婴儿时代擦了下抗日战争的边,之后就随着陈赓去了山西,“我爸爸在山西打了十年仗,抗日、抗战,基本都在山西。”

  陈知建出生的时候,延安的条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刚出生的时候我妈妈没有奶水。”陈知建说,母亲傅涯刚生完他,就得了伤寒,陈知建只能喝米汤,结果缺钙,十个月头还直不起来,“这在当时叫软骨病。”所谓“软骨病”,就是现在的佝偻病。

  陈知建说自己后天拼命锻炼,才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大学时期一分钟引体向上能做45个。”

  事实上,在陈赓有限的58年的时间里,陈知建和陈赓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太多。“在山西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晚上回家了,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用脚踢着不让他上床。”陈知建说,当时他就想,这是谁啊,怎么跑来和他们一起睡觉,“对父亲这个称呼没概念。”

  关于自己“知建”这个名字,陈知建的解释是:“因为出生在七大期间,七大的路线就是准备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了,所以自己名字的寓意就是建设新中国。”

  陈知建的童年过得非常愉快,家里有一帮大哥哥大姐姐逗他玩儿,在部队也没谁拿他当小少爷,都爱逗他玩儿。可以说,他是从小玩到大的。

  陈知建4岁的时候,跟着陈赓去解放广州。陈赓就开始逼着陈知建学写毛笔字,“写的第一个字是万的繁体字。”陈知建说,当时觉得真难写,写了好久,“我爸就和我说,写会这个字,其他字就都不难了。”

  到昆明上小学的时候,连学数学都用毛笔来计算。陈知建每天用妈妈做的书包,背着一个小砚台、一小块墨、一支毛笔去学校,“写字的时候就用嘴把笔含化了,每次弄得嘴里都是黑的。”但这样的时光没有持续多久,念二年级的时候,陈知建就转学到北京了。他说自己在昆明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和父亲生活多长时间,“我们刚到昆明没多久,我爸就应胡志明的邀请,去越南打仗了。”

  陈知建说,胡志明是自己非常喜欢的领袖之一。那些年,胡志明还在世的时候,每年都会来北京,只要一来北京,就把一帮孩子聚集在一起,热闹一番。敢在他面前撒娇、顽皮、耍赖的就是陈知建的小弟弟陈知涯。胡志明一直留长胡子,“胡子真的假的?”问完后,陈知涯不等回答,直接就上去揪住胡志明的胡子,全场愕然。

  前几年,陈知建曾应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的邀请去参加纪念活动,他就去瞻仰了胡志明的遗体。当看到胡志明遗体的那一刻,陈知建说自己“掉眼泪了”。

  两岁时把警卫员的枪弄走火

  小时候有人问陈知建,长大后要做什么。“我当时看木匠刨出的木花很好玩儿,所以我的第一个志向是当一个木匠。”想起自己小的时候,陈知建又开始笑。

  陈知建两岁的时候,就不小心把陈赓警卫员的卡宾枪弄“走火了”。子弹从两个警卫员之间穿过去把桌子打了一个洞,还差点伤到人。陈知建说自己有张照片,拍的就是闯祸后出来,他还什么都不知道,还在用手比划打枪的姿势。

  这之后,陈赓告诫身边的警卫员,一定要把自己的枪看好。陈知建从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大英雄,“大英雄说话当然要听了。”加上又挨过揍,知道陈赓的厉害,“怕父亲”。

  陈知建总想试验下,陈赓的脾气到底有多大。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全家吃晚饭,陈知建又开始捣乱。陈赓骂了他一句:“王八蛋。”“你骂的好。”陈知建回应父亲。“你说什么?”陈赓反问。“我就是王、八、蛋。”陈知建一字一句地回答道,这下陈赓听清楚了,笑了。

  笑完,陈赓又给大家讲了一件事情:“有个老首长的儿子不听话,老首长就骂‘你个孬种’,他儿子回他爸‘我这个种就孬’。”说完,陈赓自己先开始哈哈大笑。

  陈知建的中学是在北京四中上的,在这所至今也全国闻名的中学学校中,陈知建接受的教育也与其他学校大不相同。

  陈知建说,四中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说当年自己的数学老师周长生,上课从来不按照书本讲,一上课,,就开始给他们讲数理逻辑,“这是当时的大学课程。”但就是这样,才对陈知建一生的影响都很深刻。采访的时候,陈知建临时起意给我们上了一节数学课,因此我们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学过三角函数吗?”他问道。

  “学过。”

  “三角函数有多少个公式?”

  “想不起来了。”囧。

  “27个。还记得三角函数的定义吗?”再次囧。

  “老师说公式是可以自己推出来的,我按照老师说的方法就推出来了。”陈知建说。

  尽管就读于北京四中,但陈知建认为自己书读得并不好。在他初三的时候,陈赓就去世了。“我才不到16岁,正是半懂不懂的时候。”陈知建说,自己是个粗枝大叶的人,也不精于儿女情长之道。父亲去世后,母亲又管不住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上了高中,彻底放羊了”。

  怕父亲是因为“惹急了真打”

  陈知建坦承,父亲从来不和他们讲他经历过的事情,“都是给别人讲,我在旁边听。”

  也没有和他们讲过什么大道理、上过政治课,都是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由他们自己体会。

  在他们家中,言传身教很重要。“我受的教育最多。”陈知建承认自己从小很淘气,“没边没沿的事情做了不少”。

  在陈知建的记忆中,他从小到大只挨过一顿揍,“那次是我闹得太厉害了。”那是在云南昆明发生的事情,当时陈赓是四兵团的司令员,政委是宋任穷。

  1950年2月和陈赓进昆明的时候,陈知建已经5岁了。从小长在部队,陈知建一副军人脾气。

  在昆明的时候,陈赓和宋任穷两家共同住在原国民党云南财政厅娄子安的家中。陈知建和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一般大小,从小就很熟悉,平时也总是在一起玩耍。男孩子在一起,打打架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一次,陈知建和宋克荒不知道为什么又打了起来。当时陈知建拿着一支筷子,朝着宋克荒就捅了过去。没想到,一下子捅进了宋克荒的鼻子里,“当时哗哗地就开始流血。”陈知建回忆,他当时也给吓坏了。

  “啪,啪。”还在害怕中的陈知建被陈赓打了两巴掌,这两巴掌打得陈知建到现在都。这也是他怕父亲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惹急了真打”。

  但陈赓很喜欢孩子,所以他们的家庭气氛一直很融洽。特别是到周末的时候,家里就很热闹。那些父母不在北京的、烈士的孩子们,甚至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孩子,都会集中在陈赓家里过周末。“我爸没说过什么大道理,他对于这些孩子们的期望就是吃好、喝好、玩好。”据陈知建统计,前前后后有30多个孩子经常在陈赓家中过周末。

  2003年,陈赓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这些孩子全部聚集到了北京,坐在当时他们过周末的屋子里,从头哭到尾。

  一个行贿失败的兵提着菜刀到了儿子那里

  陈知建当兵的时候是在山西的40师,40师前身是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这支部队最著名的就是拼刺刀。到现在,这支部队还保留着一些传统,比如来一个新的领导,就要进行一次考验,看看够不够当领导的资格。

  “我到部队的时候,他们刚从老山前线撤下来20天。很快就到春节了,很多人都回去探亲了,整个连队只剩了40个人。我让他们搬了桌子,和我比赛掰腕子”。这一次,陈知建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服气了,他把40个人全部都给掰赢了。

  陈知建说自己的儿子直到当了连长,才学会了骂人。一次,儿子手下一个兵想转志愿兵。在部队,要转志愿兵,必须先入党。于是这个兵就带着7000块,去找陈知建的儿子,准备贿赂贿赂连长,让连长发展他入党。

  陈知建说,他儿子当时很生气,“还想贿赂我!”自己拒绝了不说,还告诉连队其他人,谁敢发展这个兵当党员,他所在的党支部第一个就通不过。

  最后,没有人敢发展这个兵入党。后来,这个兵知道是陈知建的儿子卡的他,提着菜刀就找到了陈知建儿子那里。陈知建的儿子假装喝醉酒,一脚就把提菜刀的兵给踹趴下了,“送到行政看管室给关起来了。”最后,这个兵带着7000块钱灰溜溜地复员回家了。

  2014年3月,陈知建的弟弟陈知庶到龄退休了。陈知庶是原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少将军衔。陈知庶在职时,有人曾提议让他送钱,这样能从少将被提为中将,但被陈知庶一口拒绝了。他说,“我要是给他们送钱,老子就不姓陈。”

贪官忏悔:父亲翻出我小时候的照片 我差点流泪

原标题:贪官忏悔:父亲翻出我小时候的照片 我差点流泪

  江苏盐城盐都区利用忏悔材料加强教育

  不让“事故”变“故事”

  东方网11月22日消息: “父亲可能听到组织上正在调查我,翻出多年前的相册,找出一堆我小时候拍的照片,跟我说,这些照片时间长,我怕掉色,把他们都封了塑,这样能存久一点。我看着照片,心里酸酸的,,眼泪差点流下来。”这是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大纵湖旅游经济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原副主任宋某某忏悔书中的一段话。近日,盐都区委农办组织村居党员干部参观区警示教育基地,现场人员看到宋某某的话语,无不为之动容。

  今年以来,区纪委共立案审查党员干部违纪案件203件,被审查对象递交忏悔和反思材料215份,全区利用忏悔反思材料开展专题教育活动34场次,教育党员干部3000余人次。

  “每一份忏悔材料都是违纪干部用惨痛教训换来的,是用血泪写成的。”今年5月,盐城市委常委、盐都区委书记羊维达在全区警示教育大会上表示,党员干部不能把“事故”当“故事”听,而要从中读出遵规守纪的警示。

  将忏悔反思材料全面“植入”党员廉洁教育工作中去,区纪委切实抓好治“病树”、护“森林”工作。针对去年以来查处的6名科级干部的案件,在通报违纪问题的同时,全文公布当事人的忏悔反思材料,并汇编成册印发各单位。目前,就忏悔材料写心得、谈体会,已成为全区各单位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警示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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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1日,滨湖街道党工委召开民主生活会,会上通报了宋某某案件查办情况。翻开其手写的忏悔书,熟悉的笔迹中饱含悔悟,文中真诚的劝诫让在座党员干部受到震撼。“腐败是最大的不孝,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作为宋某某的分管领导,滨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丁美俊说道。

  “执纪审查工作既要坚持把问题查清、查实,让违纪人员认错,也要通过教育帮扶重新唤起他们对党的忠诚,走好以后的路。”区纪委书记朱金南认为,高质量的忏悔材料就是检验教育效果的最好形式。

  在利用忏悔材料防“未病”的同时,区纪委还积极探索发挥其治“已病”的功能,唤醒违纪人员初心。今年7月,区规划局原局长张某某交代违纪问题时避重就轻、反思剖析“不走心”,执纪审查人员把昔日同事的忏悔书交给他,使他彻底醒悟,开始积极配合组织查清问题。之后,张某某撰写了31页近2万字的忏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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